1975年9月，我们结束了在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近3年9个月的大学生活，依学校分配计划，奔赴各地报到，开始了各自的工作生涯。
我和同班同学苗建辉是最后离开华师的。那天晚上，各在食堂打了四两饭，他拿出他母亲亲手制作的皮蛋，我拿出没有用完的小半瓶香油，一起吃了在大学的最后一次晚餐。餐后各奔东西，从此天各一方。
1989年6月。当时我已从汉川庙头中学调到财大，在财大工作了近9年，加上在汉川工作的5年多，我们老同学之间已有14年未见面了。受当时财大函授处邀请和外语教研室委派，到财大函授处设在襄樊（现襄阳，下同）计委的教学点教授英语。那次，我见到了阔别已久的三位老同学：苗建辉，在襄樊卫校任教；罗玲，在著名的襄樊四中执教；侯正才，任襄樊计委外贸科科长。
老同学见面，分外高兴。他们纷纷尽地主之谊，好吃好喝地招待我这个“客人”，令我非常感动。
于今，我已是60开外的人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怀旧情绪日益浓烈。
1972年3月，我们从各地到华师外语系报到，学的都是英语专业，后来也大多从教。我说的这几位大学同学，同我一样，都是“文革”中各地试办高中的第一届毕业生，当时在我班就读的学员中，大约占到了三分之一，年纪都在17岁上下。在近3年9个月的学习生涯中，我们朝夕相处，情深谊长，如同手足。毕业时，也就20岁左右。
本来，按当时的学制，大学应是“三年制”，我们应在1975年初毕业。但当年仍放了寒假，假后学业继续。眼看到了6月、7月、8月，分配的事一点动静也没有。原来有贵人说，从我们那一届学员起，准备恢复“四年制”。可“四人帮”猖獗并最终占上风，“四年制”无果而终。到了9月，华师才接到指示开始分配工作。
1989年襄樊见面后，又有近28个春秋逝去。真是弹指一挥间！而现在的我们都已相继完成各自的使命，退休了。
今年3月6日，因私人一件要事，不得不去一趟枣阳市。到了目的地，才发现从枣阳到襄阳坐动车只30分钟车程，于是乎很自然地想起了昔日的老同学，不知他们安然否？眼里有泪盈眶。办完事，我马上踏上了去襄阳的动车。
这次到达襄阳，已是下午时分。先去找苗建辉同学，原来的襄樊卫校已物是人非。几经辗转，终打听到他确切的消息。他已从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外语学院退休，现在北京含饴弄孙。没有见到他十分遗憾。再赶到襄阳四中，见到了罗玲同学，她亦从高级教师（相当副教授）的职位上退休。见到罗玲同学，只见两鬓斑白，原来乌黑的秀发也有不少银丝。她马上电邀另一位毕业后从未谋面的徐进县同学一起共进晚餐，由她作东（徐同学是1990年代后调到襄阳一所中专执教的）。老同学晤面，无话不谈，他们直夸我年轻。我直言说，我的头发早在40多岁时已全白，之所以看起来还可以，是装嫩，头发是染黑的。他们听后哈哈大笑。这次同学相聚，虽不像大学时的青春洋溢，也不像28年前的成熟干练，但我们心怀坦荡，长期奋战在教学第一线，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每位学生，无愧“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誉。
我们虽然都年过花甲，但还远没到需要人伺候的地步，会有更惬意的未来。或含饴弄孙、或读书看报、或悠闲散步、或奋笔疾书、或发挥余热……保重！老同学们！但愿这一次的晚餐不是最后的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