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用慈父般的爱心温暖过我们 ——祝贺梁尚敏教授90 寿辰暨荣获“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

　　我是湖北财经学院财政专业81级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至2000年。从1981至1990年的近10年时间里，梁尚敏教授不仅是我们可亲可敬的老师，也是亲手培养我们成长的老领导。值此梁老师90寿辰并荣获“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之际，30年前的许多往事，点点滴滴，和着笑声、泪水、感恩与思考，抑制不住地涌上心头……。
　　一、理论实践合一的财政学大家
　　梁尚敏教授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专业研究生，财政学理论功底极为深厚。他的每一篇论文或研究报告，不仅具有恢弘的理论视角，而且还有着高屋建瓴般的政策前瞻性，借用我校已故的《西方财政学》老前辈彭澄教授的评价，梁老师的文章“具有社论般的气魄”，不愧为“大学者”。这种功底从何而来？理论联系实际。在梁老师对学生的教导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一是读万卷书，二是行千里路。读书，即钻研理论；行路，即实践调研。
　　梁老师读书、写作极为勤奋，并以此严格要求我们。记得读研期间难得碰上了我国首次转播“世界杯”，转播时间又安排在下半夜。但看球的那种好奇、兴奋和激动，往往搞得我们彻夜难眠，所以，只能在第二天中午恶补瞌睡。有一天下午2点多钟，梁老师“突袭”寝室，将我们一个个从“美梦”中揪起来：“我这老头子都不睡午觉，几个中午就是一篇文章，你们年纪轻轻的，好意思还在睡！”那一刻，无地自容般的愧疚感，一直警示和激励着我后来多年的奋进历程。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既是梁老师耕耘于财政学科数十年的办学特色之一，也是梁老师培养学生和青年教师的“真经法宝”。我概括为三句话：即“请进来、走出去、沉到底”。
　　“请进来”，就是把财政学科领域的大家、名家请到院系做报告、开讲座，以拓宽我们的理论视野。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些年里，我们这些初入门道的“小年轻”，就能在校园里领略许毅、陈共、王传伦、邓子基、叶振鵬、王亘坚等老一辈财政学者的学术风采，无疑是一种幸运和幸福。
　　“走出去”，即带领、指导、帮助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走出校园、走入实践、调查研究，锻炼综合能力。记忆最深的是，我们81级四名研究生跟随梁老师东进江苏、北上河南的调研经历。在调研过程中，他硬是手把手的指导我们如何制定调研计划和深入调研单位，怎样发现调研问题和获取一手资料，以及如何撰写形成调研报告。
　　所谓“沉到底”，就是有计划的将那些具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选送到财税基层一线，进行挂职锻炼，全面培养他们的理论运用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譬如，他曾安排杨灿明、庞凤喜老师分别到黄石市财政局和荆门市财政局挂职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安排丁国光、邵培德、李景友到县区基层财政局挂职锻炼……当时，我们几位81、82级先行毕业留校的年轻老师着实是看得“眼红”，但梁老师一句话“校内教学要紧、校外创收重要”，就把我和王子林等人“驱赶”到天涯海角“办班创收”去了……
　　二、财政学科建设的先驱者
　　现在，各大学的校长和二级学院院长都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关于学科建设的理论和经验也已系统化和制度化，例如，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打造学科平台、扩大学术交流、优化学术氛围，等等。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处于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当时，许多的校长和院长恐怕连“学科建设”为何物，都说不太清楚。幸运的是，我们的系主任梁尚敏教授不仅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清醒者、明白人，更是中南大乃至全国财政学科建设的开拓者。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梁老师在其任上主要抓了四项基础性的重大学科建设。一是选定了中南大学科建设的四个方向，即财政理论研究、地方税收研究、中国财税史研究和外国财政研究。其中，地方财税研究和中国财税史研究至今仍然是中南大财政学科的特色领域；二是提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人才强系”战略，培养、汇聚了一支以研究生学历为主体的青年教师队伍，并在不长的时间里实现了与工农兵学员师资主体的“新陈代谢”。三是迅速选拔、启用了一批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和教研室骨干，如吴俊培、於鼎臣、樊丽明、王子林、杨灿明、陈志勇、刘京焕、庞凤喜、叶青、梁友平、蒋晓慧、邵培德……。那个时期的中南大财税系，真可谓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当然，梁老师的大刀阔斧之举，也难免“得罪”过个别中老年教师。四是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开放式学科建设战略，并利用系级创收资金，支持学术研究，鼓励多出成果，扩大对外交流，使得一批基础理论扎实、了解财税工作实际、具有创新思维和国际视野的青年教师，开始在全国财税学术届崭露头角。
　　2002年，我校与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财政学科点一起，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首批财政学重点学科。在这份含金量极高的荣耀中，不知凝结着梁老师多少辛勤的汗水、心血和智慧。可以说，没有梁老师当年为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就不可能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科的今天！
　　三、专业教学改革的探索者
　　培养基础理论扎实、综合能力强、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高素质学生，一直是梁尚敏教授主政财政金融系（财税系）时期所要追求的办学目标。在恢复高考后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等教育受“苏联模式”影响较大，过度突出专才教育，忽视综合能力培养，导致专业设置过细、课程内容重复和学生选择权过小，因而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个时候，财金系下辖的财政学和金融学两大专业，同样存在上述问题。
　　1987年，梁老师等系领导在广泛听取意见和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决定按照“财金通才”培养模式进行教学改革。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对财金系88级招录的新生，在第一、二学年不划分具体专业，而是按照“大财金”口径，制定和执行统一的通才培养方案；二是在全系范围内，推行“教师选课、学生选教”的竞争式“挂牌教学”改革，鼓励教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三是第二学年结束后，学生可以根据自己财金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情况、个人爱好和特点，以及未来就业方向的偏好，在辅导员老师的指导下，正式申请选读财政专业或者是金融专业，并在第三、四学年实施分专业教学计划。
　　在总结88级“大财金”专业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财金系对89级继续进行改革试点，其改革成效也不断显现。但令人遗憾的是，随后的“六四”风波，尤其是1990年梁老师到龄离任后，便中断了“通才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进程。
　　在教学改革探索中，梁老师还十分重视教书育人工作。他不仅在培养研究生的实践中，身体力行，使我们终身受益，意义更为重大的一项探索是，他还大力推行内部教育教学机制改革，在全国高校系统率先试行了本科生“导师制”，把教书育人的责任真正落实到了教研室和每一个教师身上。记得我们税收教研室当年承担的是税收84、税85两个班级的教书育人任务。老师们不仅要分工联系学生，深入寝室，答疑解惑，交心谈心，还要求结合专业课教学，辅导学生课外科研和专业实践活动。导师制的成效是巨大的，给我印象最深的税85级，该班级在1987年学校评选大学生10大科研明星的活动中，一次就闪烁出冯绍武等三颗新星！（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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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廉洁奉公的当家人
　　在上世纪80年代，梁老师长期担任财税系“一把手”，其手中的权力不大也不小。然而，作为学者，他从不搞“武大郎开店”，作为行政首长，他没有谋求过一丝的特殊利益。有几件印象深刻的“小事”：《财经大辞典》编撰出版后，他作为财税篇的主编，一分钱稿费也不多拿，并要求我们尽可能多的把稿费分配给一线参编教师；那些年，系里办班创收的资金量还是比较大的，但系办公室的同志们说，梁老师从未报销过一张个人单据；在研究确定创收分配方案的会议上，梁老师明确提出，收入分配必须向教学任务重、科研成果多、管理业绩突出的一线青年教职工倾斜，自己和其他系领导只能拿中位奖，不能拿一等奖。
　　众所周知，不论是在财税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梁老师都有着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和人格魅力，求他“办事”的人多，想感谢他的人更是不少。但是，梁老师对钱对物看得很淡，而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心想着教职工。上世纪80年代，院系办公室、教研室安装空调，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然而，梁老师牵挂着教职工的冷暖，为了改善大家的教研和办公条件，他想方设法拉来一笔赞助，居然为全系的每一间教研室和办公室都安装上了冷暖两用空调！
　　那些年，我也才30多岁，一到晚上，特别喜欢晚上抱着一堆书刊资料，来到装有空调的教研室里“挑灯夜战”。对此，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感慨万分：什么叫做“权为民所用”，什么叫做“利为民所谋”，梁老师没有说过一句类似今天的豪言壮语，但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一位中国著名财政学家的至尊信仰、宽广胸怀和高尚人格。应当说，梁老师廉洁奉公的楷模作用深深地教育了我本人，也教育了张福来、樊丽明、杨灿明、陈志勇、叶青、丁国光、朱焕然、刘明权等学生们，并影响了我们随后多年的为官之路。
　　五、青年教师的良师益友
　　在改革开放之初、“孔雀东南飞”的那个年代，高校学科建设的一大难点，是如何凝聚队伍、留住人才。为此，梁老师可谓操碎了心。
　　为了培养青年骨干教师，梁老师竭尽全力打造多种事业平台，创造各种培养机遇。以本人为例，我参编的第一部教材，是梁老师从省自考办争取到的《财政与金融》，他坚持不当主编，而是将“机遇”让给了我和刘家声、曹龙祺、朱新蓉等中青年教师；我参编的第一部辞书是《财经大辞典》，梁老师推荐我担任财税篇副主编，并在九宫山上手把手地指导我如何修改词条、如何撰写短小精悍的专业论文。
　　为了留住青年骨干教师，他以慈父般的爱心和责任感，关心着青年教师的疾苦，切实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上世纪80-90年代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大多属于“已婚族”，其中除了我之外，系里还有杨灿明、叶汉生、刘孝诚、李大明等一批分居教师。梁老师想尽千方百计，将我们的配偶一个一个的从工厂、从乡镇、从外省调入了中南大。当时，我们这一代中青年教师上有老、下有小、收入低、负担重。梁老师看在眼里，愁在心上。为此，他一手抓学科建设，一手抓办班创收。几年时间下来，他硬是将我们财税系盘得红红火火，把教师们的荷包搞得暖暖和和。记得当年创收总量最大的是会计系，人称“美利坚”；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农经系，号称中东“科威特”；我们财税系则一步跨入“小康社会”，稳居收入第三把“交椅”。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虽然教职工的收入年年看涨，但青年教师的生活条件依然艰辛。他们大多住“筒子楼”，一间房，公共卫生间，楼道里煤炉做饭。那时，谁家要是能够分配到罐装煤气指标，那可是欢天喜地的大福利。记得有一天，梁老师拉着我去汉口武汉市税务局，请他们予以帮助，之后没过多久，梁老师竟然从学校为青年教工“扛回”了6罐煤气！
　　说到这里，不解内情的同行们现在可以理解了：那些曾经在中南大财税系工作、学习过的老师们和同学们，为什么在30年后的今天，依然对梁老师怀有如此深深的感念和敬重之情，那是因为，在我们学习、工作、生活最为艰难、最需要帮助的日子里，梁老师曾经用他那慈父般的爱心温暖过我们！
　　谢谢梁老师，您的学生和老部下们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